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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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

周末的早晨,我与周奕成相约在大稻埕的一家早餐店见面。周奕成是野百合时代的学运先锋,也是大稻埕复兴的重要推手。一谈起大稻埕,他就眼睛发亮、兴緻勃勃: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大稻埕是台湾文艺复兴的基地,文化开放,思想活跃,蒋渭水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精神领袖。蒋渭水一生的事蹟大多发生在大稻埕,如创设大安医院、创立「文化协会」及成立「民报」总批发处等。

我们在小店先享用了古早味的豆浆油条,然后步行去位于宁夏路、锦西街交接点的大同分局。大同分局是日据时期的「台北北警察署」,是台北市仅存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警察局,已被列入市定古蹟,并规划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让民众认识殖民地时代台湾知识分子从事文化启蒙及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

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

今天,蒋渭水的孙子蒋朝根老师将带领一群年轻人走一段「蒋渭水之路」。蒋朝根老师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妙语连珠,退休后便开始了在地文史导览的志工生涯。等到此前在网上的报名者都到齐了,蒋老师便领一行十余人进入大同分局内参观。

这栋临街角的建筑,属于折衷主义风格,拥有流线造形,入口设在转角处。室内完整地保存了早期所建的拘留所及水牢,蒋渭水曾多次出入其间。

1921 年,当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之时,正在大稻埕开业的医师蒋渭水,认为这是「台湾人唯一无二的活路」,从此积极参与其中。1923 年 12 月 16 日,日本总督府忽然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抓捕了包括蒋渭水在内的 99 名议会请愿运动的活跃人士。

在第一审中,全部被捕者均获无罪判决。裁判长堀田真猿认为:「被告所说的话,是 360 万岛民向日本帝国所要说的真话,宣判全体无罪。」可是,由于总督府的干预,第二、三审竟然发生大翻转,法官判决 13 人有罪,蒋渭水是同案刑期最长者。

此一日治中期牵连影响最大的政治冤案,史称「治警事件」。总督府企图以此将台湾文化菁英一网打尽,谁知台湾民众并没有被吓倒,反倒造就了全台反殖民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更催化出最具国际视野的台湾人权运动历史。

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

蒋渭水第一次被拘捕时,被关押了 64 天。他在狱中笔耕不辍,完成一万八千字的「狱中日记」。判刑之后,他又被关了 80 天,创作了五千字的「狱中随笔」。

这两次牢狱生活,让平常日理万机的他有一处安静的环境,一口气读完二百多本书,他甚至把在狱中读书视为完成青年时代失之交臂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的学业。出狱后,他先后发表《北署游记》、《再游北署》、《三游北署》等文章,将监狱视为「宾馆」和「别墅」,将蹲苦牢视为一种「旅游」和「进修」,这是何等的旷达与幽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将监狱视为「研究室」倒是英雄所见略同。

90 年后的今天,监牢内部的陈设更显斑驳破旧,却基本保留当年的形貌。「我的灵魂因被逮捕而自由,我的意志使空间更形丰盈,我的呼吸因禁锢而欢畅,我内心的悸动因被压制而响彻天际」,这是诗人江自得由蒋渭水「狱中日记」所改写的诗句。

系列组诗《那些天,蒋渭水在牢里》后来被改编成大型合唱管弦清唱剧,轰动台湾全岛。在这鏽迹斑斑的铁栅栏前,我的耳边不禁响起这一段动人心弦的音乐。

文化头,思想师,医台湾

我们的第二站是蒋渭水纪念公园,原名为「锦西公园」,为纪念蒋渭水改为现名。这个公园是大同区面积最大的邻里公园。

在公园的入口处,有方碑一座,侧面刻有文史学者庄永明所撰之蒋渭水生平介绍。

公园中间即为蒋渭水铜像,这是他刚刚从狱中获释,虽经摧折而仍意气风发的模样。这尊铜像绘影传神地表现出蒋渭水的英俊潇洒、神采飞扬,无论面临多大困难,他始终乐观昂扬、不屈不挠,如同他开的酒家的名字——春风得意楼。蒋渭水有华佗那样手到病除的高明医术,也有孟尝君那样食客三千的乐善好施。他的感情世界浪漫而曲折,他有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身上「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放蕩不羁的一面;他的政治事业更是越挫越勇、永不回头,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他的生命。

蒋渭水铜像下书写着「文化头、思想师、医台湾」九个字,準确而简练地概括出他对台湾的贡献。他利用经营医院的收益支持文化事业和政治活动,因为他知道,医治人的灵魂比医治人的身体更重要。铜像所踏之花台,是一幅微缩的台湾地图,凸显蒋渭水以文化启蒙者的角色,带领台湾民众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功绩。同时,地图中还用形象的水滴标识出宜兰和台北两处,宜兰和台北是蒋渭水出生和去世的两个地方,而水滴也暗喻着蒋渭水名字中的「水」字。

铜像旁边有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我站在榕树下,不禁浮想联翩:在暴风骤雨之时,青翠的枝叶一定会温柔地荫蔽着蒋渭水,让一生操劳的蒋渭水安然小憩一阵子。蒋朝根老师介绍说,这棵从别处移植来的大榕树,喻示着蒋渭水关注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理想。

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

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竖立着另外两块碑石。其一为「台湾文化协会」会员纪念碑,这是台湾第一个新文化协会,第一批会员有一千零三十五人,遭总督府打压之后仍有六百多人。其二为「台湾民众党」党员纪念碑,这是台湾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第一批党员有 105 人,三年后增加到一千多人。两块碑石合起来的造型,正是台湾的「母亲山」—玉山的形貌。蒋渭水是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的灵魂人物,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以及台湾民众党的被取缔,给他带来莫大打击,亦成为他染病去世的诱因。

公园内还有一面古色古香的纪念牌楼,外观设计係仿照迪化街之巴洛克建筑风格,重现日本大正时代当地的历史风貌。远远望去,像是一间巴洛克式的房子矗立于公园旁边,营造出移步换景的空间感。墙面上方嵌入「蒋渭水纪念碑」之牌匾,两侧立柱则嵌入书法家潘庆忠所书之蒋渭水名言「同胞须团结、团结真有力」。

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此「蒋」与彼「蒋」并非一家人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名言,亦可移用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台湾——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也是愤懑且吶喊的时代。蒋渭水如此定义那个时代:「也许我们可以假定今日的现状是动摇时代。动摇时代对人类而言是最幸福的时代,有了今日的动摇,才能有明日的进步,即动摇终究会导向进步,实乃进步之母。」他那短暂如流星,却又多姿多彩的一生,实在无愧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呼唤出现蒋渭水这样的英雄与先知,而蒋渭水这样的英雄与先知也只能生活在那个「动摇时代」——我们能想像他生活在白色恐怖无孔不入的五、六十年代吗?他即便避开「二二八」屠杀的天罗地网,也无法熬过绿岛监狱的摧残。

蒋渭水生前如孤儿般对「大中国」怀有无比美好的想象。国民党政权也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将他纳入大中华的历史叙事之中,甚至有人视之为「台湾的孙中山」,因为孙文也是医生兼政治活动家。但是,蒋渭水笃信民主自由的价值,本人也无强烈的权力慾望,跟为了个人权位而不惜联俄容共的孙文相比,完全不是同一类人。若考察蒋渭水的家人在国民政府迁台后的遭遇,更可知道此「蒋」(蒋渭水)与彼「蒋」(蒋介石)并非一家人。

「二二八」事件变期间,国民党军队冲进蒋渭水的弟弟蒋渭川家,不由分说便开枪射击。其女蒋巧云当场惨死,儿子松平则重伤,蒋渭川侥倖逃生。蒋渭水的三子蒋时钦因参与台湾自治同盟的活动,并且代表学生在中山堂广场演说,被列入通缉要犯。

在白色恐怖时期,蒋渭水的养女蒋碧玉与夫婿、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锺浩东捲入基隆工委案,锺浩东遭枪决,蒋碧玉则在军法处熬过半年的审讯之后获释。此后数十年,蒋碧玉过着窘困的生活,靠在风化区归绥街卖红豆饼、阳春麵为生。儘管愁苦漂泊,被人暱称「蒋姑娘」的蒋碧玉仍坚持延续蒋渭水的遗志,与夫婿锺浩东的心愿,毕生寻求和平民主之路。作家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一书便是以锺浩东夫妇为题材,导演侯孝贤更据此拍摄电影《好男好女》。

若蒋渭水知晓这一切,能不心痛如刀搅吗?可以想象,若蒋渭水活到 1945 年以后,一定会挺身反抗国民党的暴政,正如昔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一样。因为,真正的反抗者,不单是出于种族的因素而反抗,更是因为热爱自由而反抗一切形式的专制。

蒋朝根回忆说,他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祖父的事迹,「祖父所作所为,都和戒严时代的政治文化牴触,那是一种忌讳,家人也不愿意谈」。作为小学教师的他,直到 2001 年退休后,才透过原始文献资料认识祖父。

一路走来,蒋朝根对每一条街道、每栋建筑都如数家珍。蒋渭水结交天下豪杰的春风得意楼、台湾民众党本部、台湾工友种联盟创立大会地蓬莱阁、文化协会文化讲座兼读报社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标,在战争的硝烟和都市更新的浪潮中全都面目全非,有的地方只是在新建筑的墙面安置一块小小的说明牌子,保护文化古蹟的观念在台湾社会来得太迟了。

不过,也有仍旧保持原样的地方。比如,天主教静修女中那间小礼堂还是当年那样庄严静穆,新文化协会曾在此举行成立大会。开会那天,附近三个警署的警长都赶来监视,如临大敌,却又平安无事。

大安医院旧址则被义美高家买下,改建为大楼。一楼为义美门市,墙上挂着大安医院的老照片,一个角落还摆放着有关蒋渭水的文物资料。蒋朝根拿起一本《台湾民报》的複印本,提醒大家说,广告比文章的页面多出一倍,可见蒋渭水推广的社会运动受到商家实质性的支持。

义美的店员早已同蒋朝根熟悉,热情的经理送给寻根团队每人一盒橙汁饮料。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示义美是一家如今「多乎哉?不多矣」的、有情有义的公司,而背后更可看出蒋渭水的魅力如江水般穿越历史、绵延不绝。

原文摘自《我也走你的路:台湾民主地图第二卷》一书。

地动天摇时代的渭水春风我也走你的路:台湾民主地图第二卷
    作者:余杰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2/26读册生活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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